据武隆报讯 记者 欧丽琴 7月24日，清晨5点，东方渐白，仙女山镇香樟路上，远远地能瞧见一位身着蓝色开襟长衫的老人。他叫罗义文，因为年迈之故，走起路来，脊背吃力地躬着，几乎与地面平行了。他一小步、一小步地走着，走了一个小时才转身折返。 罗义文有个生活习惯，每天五点不到便要起床，出门活络筋骨，寒来暑往，雷打不动。“我今年90岁了，天天都洗冷水澡，日日都走两小时，你看，胳膊腿儿都硬朗着呢！” 硬朗的罗义文，不单单是在无数个晨曦之中踽踽独行，更是在义务宣讲的道路上勇往无前。 A 耄耋老人 坚持宣讲十余年 7月14日，罗义文和老伴甘力伦刚刚乘车来到仙女山镇继女田芬家，便接到电话。 “罗老，你在家吗？麻烦你准备准备，给大家伙儿讲一讲习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，好吗？” 罗义文一听，急忙叫上老伴打道回府。 “爸妈，你们才刚刚到，好歹歇歇脚，过几天再回去。”田芬心疼老人来回奔波，极力挽留，“何况，这里比梦冲塘凉快多了，你们回去热得很！” “不怕！走！”罗义文夫妇毅然起身离去。 田芬很是无奈，“有时候，下午才到我们这来，只要有人一打电话，即使天黑了也要往回走。” 老人满头白发，讲起课来，神采奕奕，一边忙着翻看笔记，一边比划手势，丝毫看不出疲倦、衰老之态。 罗义文出生于1925年，1953年起，先后递交了5封入党申请书，终于在1955年10月1日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他一生醉心于党的事业，奔波于宣讲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获得过数不清的赞誉，也得到许多莫须有的诋毁和误解。在他60年的党龄里，无论外界是褒是贬，他初心未改，把自己看过的书报，了解到的政策，一字一句地讲给周围的老百姓听。 两年前，罗义文的孙女婿为老人建了新房子，老人搬了新家。子孙孝敬，乔迁之喜，本是值得高兴的事情，但老人却郁郁寡欢。“老房子里有很多书报，很多笔记，忙乱中一搬，丢的丢、坏的坏，太可惜了！”
如今，走进老人家中，厨房和卧室都贴上了崭新的瓷砖，明亮干净，唯有一处，是古老而陈旧的，那是简易书架。因为罗义文舍不得买书橱，便自己动手，找来几块木板、几颗洋钉，把木板固定在墙上，做成简易书架。书架之上，密密麻麻地摆满了旧书旧报。 “这些书报，都是他走几小时路，去镇上拿回来的，舍不得扔。”甘力伦说，老伴常年锻炼身体，不仅身体硬朗，而且耳聪目明，看书看报一看就是几个小时。 “我是一个老党员，经历过战乱、生死、疾苦的老党员，我知道今天的幸福得来不易，更知道一个党员的责任。所以，饭我可以少吃，但书不能不读，知识和政策不能不讲给身边的老百姓听，农民需要了解国家时事、‘三农’政策、法律常识等，我不能不讲。” B 生于动乱 家国飘摇几经生死 对罗义文而言，整个童年和青壮年时期，都是在不同的噩梦里遭遇不同的梦魇，用他的话说，“我是一个生于旧社会，受苦落难的无福之人。” “我童年的时候，经常有土匪到家抢劫粮食、腊肉，凡是值钱的东西，土匪经过，必是洗劫一空。”罗义文回忆，小时候就在恐惧和担忧中度日，“有一次土匪抢劫时，我的老父亲想反抗，结果被土匪吊在楼上打。” 什么时候能结束这种惶恐度日的生活？罗义文无数次追问，但在大动荡、大飘摇的历史中，无人能回答。 “20多岁时，正逢解放战争，国民党四处拉壮丁。”罗义文是家里的独子，更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上要赡养50多岁的父亲，下要抚育两个孩子，“我去当壮丁了，一大家子怎么办？” 罗义文躲到妻子的娘家沧沟，白天就往深山老林里躲，晚上就摸黑跑回家中。家里很多农活，罗义文是做不上了。但一家人能在一起生活，精神上没有垮下去。 “1949年，我仍在东躲西藏，好几次被抓，好几次逃走，说生里来死里去也不为过。”也是在那一年，罗义文受他一个姨姑爷的嘱托，开始为解放军送信。 “战争中，做这样的事情，当然是提着脑袋过日子。但我受够了旧社会的苦，心想，无论如何也要为解放事业出一点力。” 解放大西南的战火烧到火炉镇，土地坳一役、胜利口大捷，是所有上了年岁的火炉人的共同记忆。 说到这次战争，罗义文老人微微一笑，颇有些自得的神色，一问之下，才知道，这本功劳簿上，也有他的功劳。 “解放军进驻火炉时，我和徐树田，是负责为解放军送柴、送草、送菜的。攻打土地坳前一晚，还是我们俩为解放军带的路。” 怕吗？怕。老人坦率地说，自己怕得要死，等炮火一起，他就着急忙往家赶了，“但再怕，也要去为解放军带路。那是我们人民的军队，是老百姓过上新生活的曙光。” 新中国成立，罗义文家分得了土地，土匪也消失踪迹，颠簸了数十年的生活，平稳了下来。 “你问我现在这么大年纪为什么还要不遗余力地做宣讲，我历经的苦难就是我的回答。只有吃过苦，才知什么是真正的甜。” C 层层磨难 宣讲渐成精神寄托 有人问他，怎样才算一名合格的党员？几乎未加思索，罗义文便脱口而出：“不给党做丢脸的事。” 罗义文是这样说的，更是这样做的。 罗义文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名叫罗全宾，小儿子叫罗全国。“从他们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教育他们，要做好人，做好事。”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，大儿子成了梦冲塘五星村的村支书，小儿子子承父业，在镇供销社工作。原本和和美美的一个家，却因一次次病检支离破碎。 1983年至1994年，两个儿子和大儿媳相继因病离世，只剩年幼的孙女与老人相依为命。 “之后的6个年头中，整日我都以泪洗面，根本听不得旁人提儿子的名字，一提就止不住地流泪，很多次都想，不如一头扎进池塘里算了，活着也没意思。”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，重重击打在罗义文身上。 “在国家动荡之中，所有人都身不由己，但是一家人还在一起，有人共同承担，有一个结束苦难的盼头；在家难中，我一个人痛心疾首，无能为力地看着至亲离开。” 尽管痛苦，但罗义文并不是孤独的，很多乡亲们都来看望他，劝导他，“老罗，人死不可复生，活着的人身体怄坏了，孩子离去的事实改变不了”，“老罗呀，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，日子还得继续，你得想开点儿”。 好长的一段日子，罗义文都沉浸在伤痛之中。 “村里的老人常常和我聊天，宽慰我。我们年纪相仿，都爱看报，我最爱听地是他们摆谈政策的变化，身边的新鲜事。” 罗义文没有想到，这竟成了他义务宣讲的“启蒙”。 2001年开始，罗义文真正开始了义务宣讲的征程，“好像人生在极暗的深渊下，看到了生命的曙光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。” D 义务宣讲 点亮老年生活 走出个人悲恸，重树人生信念的罗义文完全记不清几十年来，究竟宣讲过多少场，讲给多少人听过。但回忆起宣讲最初的盛况，老人藏不住地骄傲和心满意足。 “最初是和我年纪相仿的人摆龙门阵，排遣寂寞。后来有一次，村里一家人办婚宴，桌子排开十来张，张张都围满了人，旁边还有音箱，有话筒，既然要讲，为什么不讲给更多的人听？”回忆起当时的场面，罗义文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，“我虽是老了，但许多农村人的知识还不如我新，看到大家听得津津有味，极大地鼓舞了我。” 2013年，罗义文在仙女山镇白果村的一个远房亲戚嫁女儿，罗义文头天赶到，照样利用现成的音箱话筒，讲《辩证看务实办》，讲完后，30几个老年人围过去，要借书来看。 “这本书我宣讲得用，你们去书店买。” “行！那明天你再讲两章。” 罗义文和大家商议，第二天继续讲。第二天一早，罗义文刚开始讲，便被打断，“老罗，今天不讲了，影响大家打牌。” “当时一个姓毛的老头子，站起来就说，‘老罗，你讲，我听。’这种事情，在这么多年的宣讲中，出现了不止一两次，让我反思。”罗义文说，偶尔也有不爱听的声音，“不能怪他们，也许是觉得这些内容，离他们的生活很远。所以，他们就不爱听。” 自此以后，罗义文多了个心眼，在准备宣讲内容时，把农民的兴趣考虑进去，爱听反腐的，爱听“三农”政策的，爱听社保、养老保险的，分门别类，装在随身携带的挎包里。 “去年10月，我去仙女山镇核桃村吃酒，遇到十几个老同志，话语投机，他们就听我说反腐的内容，说到‘苍蝇老虎一起打’后，所有人热烈地鼓起掌来，很久都不停下来。” 说到此处，罗义文抬手拭了拭眼角，乐观的老人，一时老泪纵横。 “有人嘲笑过，也被喝过倒彩，但只要有一个人懂我这份痴心，也足够了。” E 初心不改 将宣讲进行到底 也有人问他，怎样才算一名优秀的党员？ “做好事，为党争光”，罗义文用一生的言行给出了铿锵的答案。 7月24日清晨，记者陪罗老散步途中，迎面走来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，照面便热情地冲着罗老打招呼，嘘寒问暖。罗义文则一脸茫然，完全不认识对方。 “我是赵世安啊，沧沟人。”对方一再提示，老人仍是想不起来。 “他一辈子都是个好人，做了一辈子好事。”赵世安告诉记者，很多人都受过罗老恩惠，心里十分感激。 “我们一家人的命，都是罗老救回来的，凡是家里的后辈，都会记得他的恩情。”火炉镇云峰村村民王正清说，1962年，全国闹饥荒，他们家十几口人差点饿死，最后在罗老的帮助下，去丰都换了一背篓苞谷，救了全家的性命。 罗义文爱看报，今年7月中旬，他从报纸上得知全县还有55449多贫困人口，心中十分难受，“总想做点什么”。 与老伴商量之后，罗义文拨通了火炉镇党委书记朱晓琴的电话，“我想为那些贫困家庭捐1000块钱。” “老人家，捐这么多钱，你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？”考虑到罗义文年迈，又没有经济收入，朱晓琴关切地问。 罗义文爽朗地一笑，“不会的，我已经把身后事都准备好了，没有后顾之忧！” 梦冲塘村到火炉场镇有一条小路，随着汽车的普及，步行的人较少，小路长满了杂草，罗义文和老伴商量后，提着镰刀就去了；村里没有订书订报，村中老人闲在家格外寂寞，罗义文便趁着逢场天，步行上街取书取报，带回村里给大家看，一取就是十来年；村里老人步行艰难，没办法上街理发，罗义文便买来理发工具，成为村里首个90岁高龄的理发师。 经历过家国动乱，经历过生离死别，罗义文老人越活越豁达、越活越洒脱，“我这一生，没有做过给党抹黑的事，没有做问心有愧的事。我现在不怕死，只想在死亡来临之前，能尽我所能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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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-8-25 11:30:28
